徽州府处万山之中，田本有限，又地势高峻，骤雨则苦涝，旬日不雨又苦旱，全靠溪涧渠堨以资灌溉。自棚民租种以来，山上之地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每一大雨，沙泥即随雨陡泻，溪涧渠堨渐次淤塞，灌溉之法无从复施，沿山田亩俱被壅涨，以致连年歉收。徽州府日用之需，皆取给于外，米粮一项，尤靠外来接济。一线溪河实百万生灵所系。山沙陡泻，既填于溪涧，又由溪涧冲入经河，河身日高，河流日浅，船只挽运，愈觉艰难。断雨经旬即物价翔贵，米粮不能接济，人心恟恟，无岁无之。徽州府原柴薪仅足敷用，自棚民开山，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以致柴薪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荡然无存。加之棚民皆外来无籍之人，其平素本不可知，耐作苦似甚贫，挟重资又似甚富。郡本瘠土，郡民多逐什一于外，而棚民反远离乡井来此山中，且其年俱强壮，所盖棚屋多在山野旷僻之地，一棚之人不下数十，此又意外之虑，不能不思患预防也。[7]

在这种情况下，程氏等宗族从谋本族私利向维护地方经济社区公利方面转变，亦可看出乡族组织在地方经济社区的领导作用。
    从本案中可知，在处理与众多外来棚民（棚民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社区）的经济利害冲突时，休宁乃至徽州乡族组织及其代表士绅仍须通过或仰仗上层政权的代表各级官员。上层政权则仍然重视和支持基层社会乡族组织邑绅的意见及行为。
    徽州府县本就支持该绅人等，已饬令驱逐棚民。程氏赴京上告后，左都御史直至嘉庆帝均立即处理。而具体经办此案的道员杨懋恬果然“廉明晓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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