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在公布《大清律集解附律》时即保留了其蓝本《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从此开始了清初的“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在全国正式开放“海禁”为止，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除采办洋铜的官本商船外）以及外国商船的来华贸易基本上受到禁止。清朝虽然在这一期间局部对本国商民实行过“出海市铜”的措施，但从总体上却维持了“海禁”政策。不过，海外国家却可以在“朝贡”的招牌下前来中国贸易。此外，澳门葡萄牙人在清初“海禁”期间所得到的贸易许可也比国内商人宽大。
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东南沿海地区正式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从此开放了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和外国商船的来华贸易。然而，清朝对于本国商民出海的贸易政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十二年间就有剧烈波动，并且采取过“南洋之禁”的政策。乾隆五年，由于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大量屠杀华商，酿成“红溪惨案”，又险些造成新的“南洋之禁”政策的出台。而清朝对于外国商民的来华贸易政策，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出现重大变化，从原来的四海关自由贸易改为只许广州一口通商，但外商来华贸易仍然开放。嘉庆道光时期，清朝虽然加强了对来华外商的防范措施，但外商来广州贸易的基本政策仍然未变。然而，却有证据表明，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在道光十五年左右因为“防夷”的需要而被清朝政府禁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对于外国商民来华贸易的基本政策，要比它对于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的基本政策更为稳定。
其次，我们就清朝对于本国商民和外商的关税政策做一比较。
康熙开海时所确立的关税，有货税和船钞两类。由于货税是按照进出口货物所征收的关税，本国商民出海和外国商人的来华，只要进出口的货物相同，同一海关内其税率也完全相同。所以，从货税角度来看，中外商人的贸易待遇是基本平等的。不过，在减免货税待遇上，中外商人的待遇却不尽一致。如雍正二年、雍正六年曾下旨准许，暹罗商人运米来华时，其它货物免税。[1]而此时清朝却强行规定，本国商船前往东南亚必须运载大米回国，但却没有对其它货物免税的待遇。直到乾隆四年才取消了本国海商必须携带米粮回国的规定。乾隆八年，清朝将外商带米免税的措施作为定例规定下来，“自乾隆八年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分之三。”[2]不久又补充规定，带米不足五千石者，可免其货税十分之二。而本国出海商民直到乾隆十七年才在有关官员的多次上奏要求下享受到同样的免税待遇。[3]因此，从带米减免其它货物货税的待遇看，清朝对于外商的政策一度要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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