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对外商的管理章程中，还有一项关于外商的护卫兵舰不得在广州近港黄埔驻泊的规定。即使有这项规定，清朝对于他们提出的补给生活必需品等要求却能给以满足。如嘉庆七年，英国护卫兵船司令黎尔提出，因“本国与佛兰西、吕宋二处有隙，货船来粤回国，恐被拦截抢夺，是以国王派有兵船三只来往护送。船内粮面缺乏，恳求准买米粮，以资口实。”两广总督吉庆在接到报告后，即派人通知黎尔：“尔等皆远涉重洋护货来广，自应仰体大皇帝怀柔远人德意，按口计食准买口粮。”[16]而清朝因为沿海地区粮食不足，对于本国商船出海贸易却一直实行数量限制。

    从广州洋行体制的层面看，表面上可能构成对外商来华贸易的限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之下，行商基本上垄断了与来华外商的主要贸易业务，束缚了外商与行外商人的自由交易。然而，清朝之所以设立洋行体制来具体管理外商的来华贸易，则是带有保护外商贸易利益的目的。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商得其人，则市易平而而夷情洽；商不得人，则逋负积而饷课亏。”[17] 由此来看，清朝设立行商制度的目的，有着通过稳定市场秩序使“夷情”融洽和完成关税的双重任务。正是带着融洽“夷情”的目的，清朝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就曾明令禁止行商对外商的“商欠”，一旦得悉行商对外商的“商欠”发生，清朝必将当事人的财产变卖予以偿还。当某位行商因破产而无法偿还外商的“商欠”时，清朝从乾隆四十五年开始便实行其他行商共同分摊的办法，来偿还破产行商对外商的债务。而当行商们不能及时共同分摊某位行商对外商（夷商）的欠款时，乾隆帝甚至下令动用关税垫付：

    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18]

    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夕不少西方商人都曾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容易和安全。[19]然而，清朝却没有用相同的规定来约束外商。而且，清朝对外商欠本国行商的债务却不闻不问。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也有一些不讲信誉的西方商人在广州留下大量债务后，往往溜之大吉，本国行商则无从追讨。由此也可认定，清朝行商体制虽有“防夷”意图，实际上也采取了利惠外商的片面的措施。

    这一措施不仅体现于广州的行商制度中，在本国出海商人的贸易事务中也有实例。乾隆七年，曾有浙江慈溪商人邵士奇在苏禄国骗得该国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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