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袁世凯时期，对日关系极为突显，因此日本方面公然干涉中国内阁人选。在交通系的旧系与新系政争的关键之际，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特使西原龟三公开向段祺瑞表示：希望曹汝霖出任财政总长。段祺瑞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向倾向日本，依靠日本的各种借款维持政府的日常经费开支，不敢轻易得罪日本，失去国际靠山，因此对日本的意见言听计从。于是曹汝霖很快就兼任了财政总长。对于曹汝霖这次升迁，贾熟村先生论述说，“在袁世凯时期，交通部、财政部经常由梁士诒的粤系和周学熙的皖系分别支配以保持均衡，现在这两个部已经在新交通系的垄断之下。”[56]1918年新交通系的势力达到顶峰，曹汝霖一身兼任交通、财政、交通银行三任，权势熏天。叶恭绰作为旧交通系的代表始终无法占据上风，10月被迫辞职。由段祺瑞的亲信曾毓隽继任交通次长，《民国日报》对此作了简要的评说，“曾毓隽氏继叶恭绰为交通部次长，乃新交通系战胜旧交通系最显著之事实。”[57]

 1918年至1919年之交，正是旧系与新系在民国政坛更迭时期。三年的时间里，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旧系首脑人物受制于*上的通缉令，无法在政坛上施展身手。叶恭绰单独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新交通系争斗，显得形只影单，终于败落下来。新交通系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一系列的人员变迁突显了交通系人员的这种变化。原来旧交通系的中坚骨干关赓麟调任位高权低的参事一职，电政司营业科科长冯懿同明升暗降，离开权势部门来到参事厅；吉长铁路管理局局长阚铎遭到免职，主管一方的电政司司长周家义被“流放”到陇秦豫海铁路管理局局长，负责建设铁路去了；原来位置低下但实权在握的路政司营业科科长刘景山调到计核科任科长，同样为路政司权威部门的总务科科长龙学兢和电政司总务科科长何元翰被调整到《交通月刊》编辑部，主办部门机关报，在行政机关的权威影响大为逊色。与旧交通系普遍权势衰落相反，新交通系的骨干人员得到进一步的升迁，郭则洵接替刘景山的路政司营业科科长职务，汪廷襄代替龙学兢入主路政司总务科科长，林志秀琇取代冯懿同掌握了电政司营业科，徐德培把电政司总务科牢牢地把持在新交通系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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