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不排斥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这样一个途径。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是，如果为了和“自始就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办企业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这个途径相对立，就规定“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这样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途径，认为只有这样一个途径才代表民族资本产生的途径，只有沿着这个途径所产生的现代企业，才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那就失掉了事实上和理论上的依据。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与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入侵的资本主义相绝缘而产生，在内外反动势力夹缝中成长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不可能摆脱与它们的联系而存在。当广东第一代缫丝工厂受到手工丝织业的反对时，继昌隆和其他缫丝厂首先是求助于封建官府。不成，则独自迁往澳门，以求澳门殖民当局的庇护。(陈天□等：《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广州文史资料》，1952年，第二期，页70—71。)发昌机器船厂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外国船厂对它的业务上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在它最后为外厂所兼并时，它的老板，仍然醉心于洋行买办的职位。如果把这些说成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族资本，那么它们的民族性也并不那么纯粹，它们也并不是一点买办性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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