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否只是变成洋务派的“官僚私产”，还是同时在其中也出现了反对沦为“官僚私产”的力量？推广而言，也就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只有发展为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还是同时又存在分化出民族资本或者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另一个前途？

　　我认为：符合事实的结论应该是后者。

　　官督商办形式在七十年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出现之前，民间对于新式企业的活动，已经早有酝酿，拿棉纺织业来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在江苏太湖洞庭山的席姓商人家族中，有一个自称“湛深西学”的席长卿，就曾和一些外国在华商人讲求“机器织布之道”。1865年顷，他和外国资本家又进一步地“招股聚议自制颜料备染布匹等事”，“详细考究”。(《新报》，1878年8月6日。1879年2月27日。)不但在工业上，就是在农业方面，也有过同样的试探，当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之时，在上述同一地区，就有人“拟用西洋机器”，进行“垦辟之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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