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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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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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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等大官僚在很多方面为官督商办企业取得免税和减税的待遇，并且拿上海织布局作例子，证明这一点。如说：上海织布局的成品，在上海销售全部免税，销入内地，只完正税，比进口洋纱洋布的税负减轻。如此等等。这种说法，有它正确的一面，但也有不完整的一面。事实上是，上海织布局享受的减税和专利两项待遇，都是出自负责局务的郑观应的要求，而且他向李鸿章提出的这个要求，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按照郑观应的意见，生产专利应“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而产品运销，应照“洋货已进口之例”，只纳2.5%的子口半税，“概免抽厘”。(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1921年版，卷7。)到了李鸿章那里，专利定为十年，税负改为5%的正税。(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1905—1908年版，奏稿，卷43，页44。)是专利只从郑观应的最低要求，而抽税则倍于是。这表明，在税收的问题上，李鸿章和郑观应是不一致的。李的角度，在于保证税收，是纯粹官的角度，而郑观应尽管为李所委派，却在为布局产品的销路打算，甚至有“防外人争利”的一面，接近商的立场。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总办和会办，一般地说，是联络官商关系的纽带，是企业的实际主持人。然而，同是总办、会办，他们对待企业的态度，又可以判然不同。龚寿图和经元善在上海织布局期间对织布局的经营所持的不同态度，就是一个例子。经元善出身商人，他心目中的织布局和出身官僚的龚寿图的看法，有着显著的差别。他比较重视招来商股，为了取得商股的信任，他主张“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经元善：《居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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