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议罪银制度的实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连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都看得很清楚。朝鲜使臣在回国后给国王的汇报中说：“和珅权势隆盛，货贿公行，庶官皆有定价，……罚银充内务府充公用。和珅伎俩称以富国强兵。专尚损下益上，故富民怨之。”[17]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在上疏中尖锐指出：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玩易之念”[18]。尹壮图在上疏中指出了罚银充公的后果，其一是纵官贪污、营私；其二是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日久必然导致吏治的进一步败坏。面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乾隆不仅不采纳其“永停此例”的建议，反而百般指责、嘲讽，最后竟将其下刑部议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只因乾隆为了留下尹壮图作一个反面教员，“以谤为规”，才没有遽加重罪。从乾隆建立议罪银制度和对尹壮图上疏的处理中，可见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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