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材料很多：砍人头，烂己头；剐人心，痛己心，等等，俯拾皆是。实体报应的记载甚至推及于畜生和植物：拉过教民尸体的牛、绑过教民的树，都奇怪地死掉了。我们无意对这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辨析。对于叙事史而言属于无根的史料、演绎的史料，在心态史领域，却可能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乡土教民的信仰世界。在这里，教民们将某些拳民的灾祸和“天报”或天主的“惩罚”联系起来，借以缓解积怨的心理现象是明显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材料为什么如此众多而具体？看来，除了出于两书编者的着意收集和渲染之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教会、传教士和教民之间，在对教义的理解上以及相应地对事件的处理上，发生扦格分歧的心理反映。
1900年7月，威县拳教对垒中发生过这样的事例：魏村教民击败集结在大宁的拳民，追至大宁，进行残酷的肉体报复。他们把抓到的拳民的辫子拴在门槛上，用斧子砸烂脑袋，名曰“砸杏核”。（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手稿，大宁吴凤鸣口述，1982年4月。）这条材料曾被用来说明报复的严重性，不过，山东大学的调查还表明了史实的另外一面：法国神父反对这种报复，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有两位大宁居民和三位魏村教民的回忆是一致的：指挥进攻的法国万神父“不叫*，也不叫放火”，“叫人不要记仇”。原来要放火烧大宁的教民只点了一个坛口，撤走了。一个叫孟三的教民拉走大宁三头牛，神父让送了回去。（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手稿，大宁张守坤、史鸿宾口述，1960年3月；魏村李是明口述，1960年3月；魏村孟庆友、李昌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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