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在一些地区，一些外国传教士出于传教事业长远利益的考虑及其基督信仰，已经在战斗状态中反思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教民白热化的报复行动。教民的仇恨被压制，从而导出了一种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感情移入”的心理现象：将激越的报复情绪压进复仇想象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搜寻、勾勒和渲染肉体报应的“证据”。而这类“证据”正是两套书的编者很愿意发掘并加以详尽反映的。

当时的社会舆论至少部分地强化了“现世报”的因果逻辑。一批史料表明，普通民众拥护义和团打洋人，但对他们的灭教暴力非常反感。在京西，几位目睹拳民行径的民众议论说：“义和拳后来好不了，他们杀二毛子女人的时候，连裤子都剥去，后来他们不定怎么死呢。”[1]（卷4,P22）庚子年后，社会上也流传过宣传拳民“遭报”的书籍。

在义和团的悲剧性结局中，乡土中国一方面留下了许多关于拳民英勇抗敌的记忆，另一方面也有一批平民、教民以至拳民，从不同角度使用因果报应来解释运动的负面阴影。教民们最热衷于这种解释，无法忘却的肉体伤害期待对手的被伤害。这里的文化含义是，教民们在将此类现象归因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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