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非白莲”的声明(《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三一五页。)。后来,由于劳乃宣、袁世凯等交口攻击,庚子年直隶义和团才在同类揭帖中加上了这两句话。这对某些义和团来说,是出于争取群众的需要而重演白莲教式的宣传故技,同时,也是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各地反侵略组织成分复杂、流派繁衍的反映。
我们考察义和团的思想信仰,不能仅仅看他们的个别宣言和行动,而应该对这场运动的文献、风习、组织和活动方式进行总体的分析。义和团在预言灾劫的神秘纱幕下宣示现实苦难,将斗争目标融合在诸神救劫的符咒□语之中,某些义和团还力图赋予这场运动以“反清复明”,改换天年的色彩。义和团用以阐明其正义事业的这一套劫变思想、多神主义和“真主”信仰,反映了白莲教组织的农民反抗运动所固有的思想特征。不过,由于主要斗争目标的改变,义和团扬弃了民间宗教的某些信仰;而义和团组织流派的繁衍,则使得正统观念和“异端”信仰、世俗迷信和宗教迷信在他们的文献中庞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样,义和团在对民间宗教的思想继承上,又表现出某种断续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四、结语
一场属于近代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农民反侵略运动,却借助了中世纪的、原始落后的神秘主义外衣,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表明了民间宗教对于近代自发的农民战争的深刻影响。我们考察一八四○年以来农民战争在宗教意识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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