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后的十年，许多教门会党首先充当了遍及各省的农民反抗斗争的组织者。他们继承旧习，或预言灾劫，或杂拜神怪，支派林立，随起随散。这时，农民阶级的一代天才洪秀全从西方引进新颖的基督教的外在形式，来归纳和发展中国农民运动的传统要求，形成了一套比教门会党的陈旧信仰要深邃得多的理论体系，迎接了农民革命大风暴的到来。但是，洪秀全的理论并没有完全浸润基督教的圣水。他的“异梦”、“受命”、“转生”等宣传，上帝的儿女下降凡尘除妖安良的教义，天父天兄托梦、附体的风习，以及太平天国文献中那么多的隐喻和暗语，都带着中国农村和宗教结社所特有的乡土气息。太平天国改造了的上帝和义和团崇奉的玉帝，实际上是披着不同的神秘外衣的近代农民运动的双生子。他们“极为震怒”地号召斩妖杀魔，除尽人间不平。

         但是，洪秀全努力铸造的造反的上帝，抵销不了人民大众对基督教侵略势力的越来越强烈的恶感。还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西南昌市民在抵制法国天主教时，就误把坚持反侵略的太平军当成了“奉天主教的”来反对，“人言藉籍，众口雷同”(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第三三、二八页。)这种群众舆论是思想界的信息，它预示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十九世纪下半期，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下去。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义和团运动，中国社会的变动越来越急遽。如果说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鸦片战争后还有近十年的时间来酝酿和提出发动农民的新理论，那么，甲午战争后山河破碎的严重局面，则迫使义和团不能不极其匆忙地采取行动。农民是有神论者，他们在得不到先进思想指导，又来不及对自己的反抗思想加以某种创新的情况下，只有返回到世代相传的神学世界中去找寻武器。民间宗教在长期和农民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诸神救劫的观念、“刀枪不入”的风习、禁欲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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