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山东民教冲突也就是“教案”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它的特点和影响各如何？

　　山东的教案，从发展和演变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1885年，这二十五年的纠纷，主要是属于民事范围内的，其中一类是索还天主堂旧址，强买民房和地产等案件；另一类是外国传教士干涉民间词讼，包庇罪犯等案件。

　　最引起广大人民各阶层愤恨的，莫过于干涉民间词讼。外国传教士把这个本领当作吸收信徒的法宝，也作为抬高身份的手段。有的地方就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帮助教民打赢了一场官司，因而开辟出一个传教点。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在他的年度报告上曾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58—59。）应当说，对民教冲突最了解情况的是地方官吏。据泰安府的禀报说：“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484页，泰安卷，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从上面的报告来看，地方上的审判制度已被破坏。在许多审理案件中，外国传教士公然闯入衙门，坐在县官的旁边，听取审理的进行。教民则公开违抗朝廷法令，不向县官叩头，显示他的特殊身份。

　　外国传教士干涉民间词讼，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于家庭纠纷，他们也要管。例如长清县，有一个女教民嫁到一家非教民，“现在其翁姑不喜其妇，日加打楚，恐有逼勒致死情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致总署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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