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县各乡，他们进行了哪些宗教活动？简单说来，他们干了两件事：一是设立教堂，二是传播宗教和吸收信徒。这两件事，本来应当是正常的传教活动，但是，由于传教士具有各项特权，又怀有为他们国家开辟殖民地的想法，同时又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因而惹起中国人民的忿懑，散布了民教冲突的种子。更有甚者，外国教会通过它们的国家，动用武力来开展传教活动。传播福音竟然带来了*放火。连教会本身也不禁惊呼：“哎呀！这竟然是真事，战舰成为推进传教事业中决定命运的主角！”（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17。）这样的传教活动理所当然地带来的只有仇恨。

　　建立教堂包括“还堂”和“建堂”两种情况：所谓“还堂”，指的是鸦片战争以前被清政府没收的天主堂，战后，天主教弛禁，清政府命令发还原堂。但是，年深日久，原来的天主堂早已改建为民房，百姓聚居多年。又经过几代变迁，居民变换，增建房舍，投资不少。但是，一声令下，清政府勒令交还原堂，只付给原契纸上银价，人民损失不赀。还有比这种还堂更惹起人民愤怒的：一种情况是“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另一种情况是“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济南、泰安等地都发生过还堂纠纷，纠缠了几年才以中国吃亏的方式解决了。

　　至于“建堂”指的是原地并没有教堂，教会打算开辟为新教区，买地建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步步深入，欺压中国人民，特别是教会有权在内地置产一项，中国人民坚决抵制是可以理解的。外国传教士采用强租强占、盗买盗卖的手法来取得土地、建造教堂。这些行动更激化了民教矛盾。

　　为“建堂”而引起一场历时十年的纠纷即所谓“兖州教案”，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圣言会取得山东南境教区以后，最初以阳谷县坡里村为基地，推进传教工作。坡里村长期以来是山东天主教的摇篮，但地方偏僻，不能控制全教区，而且文化不发达，不利于传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选定了兖州作为建堂的地点是有深刻的意义的。除了兖州是鲁南*文化中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安治泰想把天主教地位抬高，和缙绅士大夫靠近，并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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