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向亚洲、非洲四处扩张。罗马教皇就委托西班牙、葡萄牙的统治者管理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33。)十八世纪末,法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第一共和国,传教事业成为它对外扩张政策中的一项有力工具。梵蒂冈又把海外传教的保护权委托给法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完成统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新兴的欧陆强国都重视海外传教,企图利用天主教的活动,扩张它们的侵略利益。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山东省的天主教,主要处于法、德两国保护之下。
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修会”来进行。所谓“修会”是由罗马教皇批准建立的僧侣组织。天主教各修会,同受教皇领导,但组织上又各自独立。各修会在教义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在生活作风、工作方式、传教目的,各有特点和侧重。修会的传教士经常由一个国家为主。修会活动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另一部分来自教会各项收入,包括地租、高利贷和商业收入等等。因此,修会除接受教皇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受到所在国即经费供应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修会来山东传教的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s)、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耶稣会(Jesuits)。耶稣会、方济各会都受葡萄牙帝国的保护,通过澳门向山东派遣传教士。多明我会则以西班牙帝国为后盾,通过菲律宾向福建省派遣传教士,再由福建进入山东。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都发源于十三世纪的托钵修会。托钵,就是乞食的意思。方济各会的僧侣,最初就是以乞食自给,提倡贞洁、服从和清贫。多明我会的僧侣也是以乞食自给,标榜禁欲、寡言和清贫。他们到处传播“清贫福音”,劝人安于贫困。“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69—270页。)他们宣传“清贫”,目的在维护封建制度,这种“福音”,当然得到欧洲统治阶级的支持,因而修会的资产也日益充裕。它们是中世纪天主教的两大修会。耶稣会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那时宗教改革蜂起,罗马教廷势力衰落,耶稣会以涤除积弊,对抗新教为号召,提倡服从、贞固,目的在维护教皇的绝对权威,巩固教廷的阶级制度。以上三个修会先后都来过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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