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马克思称帝国主义的这种作用，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六八页）。它一方面执行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亚洲的旧式社会；另一方面又在执行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最终摆脱侵略，取得独立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性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写道：“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七○——七一页）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的生产方式是同侵略者的炮舰一起强加给中国的。而要摆脱外国炮舰的侵略则又必须使外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生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新的阶级和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完成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历史使命。但是，如黎澍同志所说：“中国的*权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不仅没有认识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积极为之倡导，而且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抵抗，以维护封建生产方式使之不致发生改变。”（《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处于小生产地位的农民，由于“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六七页），他们为维护生存，也会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排斥。义和团烧铁路火车，“顺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七页），就是很必然的了。李大钊在义和团爆发后二十年写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是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