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郊各地，本来加入义和团是自愿，甚至取保才能吸收，但自裕禄接见之后，“乃喧传张曹两师皆蒙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翎，于是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钱。有不愿者，合家性命不保，小民不知其伪，且见焚杀任意，官未尝禁，不能不信而附从。”（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六页）

　　北京的义和团自被默许入城后，由于有“圣旨”撑腰，更为气壮。庄亲王载勋等，被任命去统率义和团。老佛慈禧不仅亲下“懿旨”，对义和团表示“心甚喜悦”，而且不断赏银；义和团向官方挂号后即称“奉旨义和团”或“官团”，户部则“月赐太仑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于是“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他们不仅“百十为群，扬言奉旨逐杀洋人”（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二七页），而且权力大到“一纸书可启内城门”，能“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迫使“京朝官纷纷南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

　　义和团的权力如此之巨大，并非他们真的从统治者手中夺得了这种权力，而实在是出自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默许和支持，许多地方的情形更能说明这一点。不少地方官对义和团本来是“始终严禁”的，但“百姓只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柳堂：《宰惠纪略》，翦书I三九九页），朝廷褒奖义和团的圣旨一下，一些地方团民便以“旨意”为依据，强迫地方长官到坛焚表，向其索取军械粮饷。中国的地方官一向是不怕百姓，只怕“圣旨”的。义和团既然有中央最高当局支持，地方官吏也只好曲意顺从。时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州县奉承，处处棘手”，“迨至六月半，势如燎原，几至不可扑灭”（同上）。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个别地方的情况，而且可以说是反映了义和团发展的一般情况。

　　义和团在高潮时既然变成“奉旨”的群众运动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反帝任务。“圣旨”一改，这个运动就难以进行下去。清廷本来是称义和团为“义民”的，“及北都沦陷，乘舆播迁，太后恨义和团刺骨，……于是指义民曰拳匪，……禽斩略尽，不复能蠢动矣”（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五二○页）。随之，“上谕”也改换腔调，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中外日报》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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