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定决策，于是立瑞郡王载漪子为大阿哥，准备随时取而代之，但此举的反应是“天下哗然”，对这一重要的夺权步骤显然不利。于是“载漪恐，遣人讽各公使入贺”，想让“洋人”撑腰，不料“各公使不听”，所以“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同上）。正在这时，有人以道听途说的消息报告荣禄，说“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同上）。自认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已面临最后失败的慈禧，感到被“洋人”逼得走投无路了，认定要保权夺权，就得打跑“洋人”，因而就非用义和团不可。于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与封建顽固派的“维旧排新”也就进入了同一轨道。清廷这才开始对“洋人”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这时的慈禧居然也议论宏阔，居然在御前会议上大讲：“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四八页）教导别人“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三七页），必须支持义和团。但她实在是另有深意存焉一一无非是要玩人民于股掌之上，用人民的生命鲜血为她火中取栗罢了。
支持赞扬义和团调子最高的另一个人是端郡王载漪。他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使其子尽快取光绪而代之，以夺得最高权力，所以他也最恨“洋人”。时人指出：“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义和拳）之（兴起）喜甚，极口嘉叹。”（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翦书Ⅲ三七五页）不仅如此，漪父本来与慈禧关系密切，“有隐德于太后”（《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翦书Ⅳ二一九页），其兄载濂弟载澜，政变时又以告密取信于慈禧，得掌虎神营，所以此辈尽皆慈禧的死党亲信。他们帷幄深谋，唯权是夺，所谓排外仇教绝非目的，“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甚笃论也”（同上）。
另一个极力支持义和团的是大学士徐桐。徐桐平日笃信理学，日诵太上感应篇，见“洋人”则以扇掩面，恶新学如仇。此人见义和团起即喜不自胜，他在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中赞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祗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一四页）在守旧的顽固派中，徐桐表面上颇具理论家的姿态，但实际上也是个宫廷阴谋家。“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因是“益亲载漪”（《清史稿》卷四六五，一二七五○页）。他所以支持义和团，无非也是权欲所驱使，决非仅仅清谈理学而已。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