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把义和团反光绪，反“贪官”看作就是反封建，这在一般人实在是一种误解，而在戚本禹则是要煽动无知的青少年起来打倒主张现代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走资派”。改良主义与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史学界似已渐成公论。对此极端仇视的义和团运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其作用究竟是属于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现在是应当加以分析和澄清的时候了。

　　三

　　义和团运动由自发到被控制，显然表明他们对控制利用自己的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蒙昧主义，在近代史上是引人瞩目的。

　　文化革命中有文章称义和团为“震惊中外的伟大造反运动”，但就其高潮阶段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它说明，旧式的农民运动即使在反帝斗争时也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去反帝，他们反帝的代表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六九三页）。是慈禧一伙封建顽固派。

　　义和团的口号从“灭洋抗官”到“扶清灭洋”，一般认为这是其早期领袖们的策略转变。但就这个运动的高潮阶段和参加这个运动的广大群众，包括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领袖来说，“扶清灭洋”却是代表运动主流的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是要“挪位让真龙”，并非反封建。他们可以拒杀官兵，但并非真要反叛朝廷。他们的认识是：“一班赃与污，竟把清朝弄坏，不料洞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翦书Ⅱ一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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