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李大钊选集》二九八页）这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宫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做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六十七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是义和团的反“贪官”问题。戚文及其它一些论著都提到义和团的口号：“先砍洋鬼头，后把贪官揍，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因而断定他们是反贪官反封建的。但史实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义和团要杀的贪官，是指改良派、洋务派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这些人当中固然多有既贪污又卖国者，但他们遭到义和团的仇视，却主要是因为此辈主张改良，或者提倡搞洋务，某种程度上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主要并不是因为贪污卖国。而如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等封建顽固派，即使他们再贪污，再卖国，义和团并没有着重加以反对，相反却受他们的愚弄和操纵。且不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六一页），是载漪等出自宫廷权力斗争需要的创造，当时山东民间流传“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书I四○九页），也并不是他们比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更恶劣，而是因为他们同改良、洋务有关。史料云：“候补侍郎胡□□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拳匪欲杀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五——一六页）。官小如涿州车站站长，“一家均被杀害”，也是因为铁路是洋务的重要内容。有目击者言：因“途中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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