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还向朝廷宣告自己的忠心：“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二○页）

　　他们甚至在乩语中还让三国的关羽愤慨邪教“欺压我大清太甚”（义和团《揭帖》，翦书Ⅳ一五一页）。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要“扶清”、“保清”，实际就根本不能“灭洋”。看不到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清廷的专制、腐败和对外投降。义和团主观上当然无法懂得这些，这也正显示出这个运动的蒙昧与落后。如果考虑到前此五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开始酝酿变法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康有为已主张君民共治，激进的谭嗣同甚至直接向君权挑战，指出君由“天下共举”，则可“共废之”（《仁学》下）。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成立兴中会，开始积极进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相形之下，义和团运动就更加显得蒙昧和落后了。

　　正是由于这种落后与蒙昧，义和团才有可能被利用。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利用，实行“东南互保”以外的整个中国北方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只有这样来观察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戚本禹的文章说义和团高潮时势力强大，控制京、津，北京守城门的士兵都为他们“喝道开路”，各官府衙门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他着意回避了这一切都是在“奉旨”的背景下发生的，他忘记了义和团的产生尽管有其深刻的根源，但它能烈火燎原般地形成高潮，却也正显示了“圣旨”与官意对皇权主义者的农民所起的作用。史料表明：天津方面，随着清廷称义和团为“义民”，直隶总督裕禄“迎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署，黄轿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练拳从之者尤众”（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五页）。裕禄向朝廷保举曹、张等“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均尚可用”。“自是各匪首，更骄横无忌”（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记事》卷上，翦书Ⅱ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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