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如荣禄、刚毅、崇绮、赵舒翘等无不如此。荣禄在政变中是慈禧的得力鹰犬，当然担心光绪当政；刚毅“其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 （《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翦书Ⅳ二二○页）；崇绮傅溥□，“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清史稿》卷四六八，一二七七六页）。且不说刚阿端旨，赵又阿刚，守旧顽固派中许多人都看准支持义和团是升官图富贵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四页）。御史徐道□居然上书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自称“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同上，一五页）。时人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中外日报》一九○○年十二月八日，翦书Ⅳ二二八页）。“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同上，一八一页）。如仅就封建统治者来说，此论当属不谬。
与此相应，义和团对封建顽固派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缺少本质认识的。义和团“奉旨灭洋”，但发这个“旨”的慈禧们是不会去灭洋的。用慈禧西逃路上的话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翦书Ⅲ，四三八页）所谓“欺负太狠”，无非是认为“洋人”在废立问题上威胁到她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自鸦片之战、中法之战、甲午之战后，清廷除光绪等还希图变法图强，以求振作外，守旧顽固派苟安求活，“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对“洋人”从来是以和为贵的。所以就其所反映的本质来说，“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I五○页）。排外灭洋不过是一时之需，卖国固位则是不易之计。所以宣战后时战时和，时而命义和团与清军进攻使馆，时而又给使馆送冰和瓜果蔬菜；一面照会各国，以义和团是它的“肘腋之患”来表白，一面又许诺要相机镇压义和团。光绪在御前会议上曾质问顽固派“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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