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剿变抚说。毓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既有镇压的一面，又似有抚绥的一面，令人不好理解，故有由剿变抚说的提出。此说系由范文澜开其端。他认为：毓贤做曹州知府时，本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接任山东巡抚后，“因为说过‘匪已肃清’，又不敢向拳民出击，因为每战必败”，故“表示承认为民间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县遍设拳厂”。（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40～341页）此说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故集合多位史学界先进编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即明确指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注：《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288页，中华书局，1983）该书引用了毓贤奏折中的一段话：“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但并不能从这段话中引出“由剿变抚”的结论。因为在同一份奏折中，毓贤曾明白无误地讲明了他对待义和团的方针：“出示晓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者不准复聚；如有旋散旋聚者，即是甘心为匪，定即严拿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9～40页，中华书局，1979）这哪里是“由剿变抚”呢？当时，在清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主剿与主抚之争，但直到1900年6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提出“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45～146页）之前，还不能说对义和团已经采取“抚”的政策了。剿与抚，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对付人民群众的两手，有时兼而施之，有时交替用之。事实上，毓贤从任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到交卸山东巡抚印篆为止，对大刀会也好，对义和拳也好，既未采取单纯“剿”的办法，也未采取单纯“抚”的办法。例如，他于1896年带兵查办单县大刀会时，就不是“一概剿捕”，而是根据李秉衡先“出示晓谕，解散胁从”，“必其大股抗拒者，饬即严行剿办”的指示，除处决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外，对一般大刀会群众皆令“悔过自新，闾阖一律安堵”。（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5页）后来，他于1899年命令济南知府卢昌诒带领马步队查办平原教案时指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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