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得听信教民一面之词，以少报多，以无为有，致滋贻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90～494、488～489、490页）（4）官员袒教抑民案。此类案件以兰山知县陈公亮案最为典型。他在任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如教民张廷标与平民郭藏“因买花生口角细故”，“即将郭藏讯责押毙”；教民万方魁等呈控孙憨，“即将孙憨讯责押毙”；访闻孙闩偷窃教民家衣物，“遂传责押毙”；保长恐闹教捆送宋广仁、宋凤诏，“亦即重责押毙”。毓贤认为，由以上四案，足见“该员办事荒谬，民怨沸腾”，将其参革。并致函总理衙门称：“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该革令不分案情轻重，一味严刑毙命，为见好教民之计，几致酿成戕害巨衅。且查其近年以来，吏治既不讲求，又复有乖职守。……若不将其参革，实无以讲吏治而肃官常。”（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36页）可见，毓贤是根据不同的案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
第三，是“妥为保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8页）。其本来意图“无非为保护教民起见”。但保护教民并不意味着允许教民为所欲为，侵害平民，激成变故。要真正做到“妥为保护”，首先得要求教会要依条约和中国法律办事，无为不轨之举。这才是做到“妥为保护”的关键所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民教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教民，而不是平民。毓贤指出：“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肆口恫喝。”（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7、418、407、420页）正由于此，他对教会方面的严重不法行为也是决不宽容的。如嘉祥教案之起，与在教之华教师高会堂大有关系。他“素称形同光棍，控案累累。近来更肆无忌惮，教案均系此人勾串而起，乡间无不切齿，不得不去其太甚”。在大量事实面前，该处主教不得不允将高会堂“任凭拿办”，“密传讯押，以平民气而弥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78页）再如汶上县教民随意捉拿平民，勒讹钱财，或入平民之家“抢掠一空”；济宁德国教堂竟然将平民“两手铁铐，栓在槐树三日”，罚款后才“释放回家”。毓贤问道：“教士无刑讯之责，何得擅用铁铐？主教亦置若罔闻，所谓劝人为善之意何在？”他认为“今教士勒罚钱文，则办理不得谓持平”。因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庶可消弭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7～418页）他认为只有做到真正的“持平办理”，才能实现“妥为保护”的目的，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而抓住了解决民教不和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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