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毓贤能否称得上爱国功臣

　　既了解了毓贤在山东期间对待义和团和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情况，便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在山西巡抚任上的表现了。近年来，有些论者对毓贤任晋抚时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称毓贤：“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他一生的主流和大节”，“他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爱国者，是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注：亓长发：《论毓贤》，载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3））“他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侵略的内容”，“是一个有爱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他联络义和团反对侵略的爱国表现应予肯定”。（注：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2））甚至认为：“在列强联合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毓贤是抵抗派中最中坚的人物。他在京津失陷前后，提出一系列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被清政府采纳，或由他付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促使侵华诸国更加相互攻讦、相互矛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人物”。（注：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这些说法能否成立，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首先，是否能说毓贤支持义和团呢？如前所述，所谓毓贤支持义和团的种种传说，皆系以讹传讹，甚至夸大其词，是没有根据的。毓贤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惩首解从”。所谓“惩首”，并无严格的政策限定。如他在山东多次派兵弹压义和团活动，有时一次“格毙”数十名，或“正法”数十名。很难说这些被“惩”者都是“首要”。他调任山西后，在太原、阳曲、榆次、平遥、介休、赵城、洪洞、临汾等地也发生过多起镇压义和拳的事件。（注：《义和团》（一），497页，神州国光社，1951）所以，决不能将“惩首解从”理解为支持义和团。早在毓贤任山东按察使时，就与巡抚张汝梅、布政使张国正持有同见，认为最善之策莫过如“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也就是“办理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5～16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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