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系据该县教民王付有呈控，谓邻人王朋玉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致死，并被毁器物。及官员亲往查勘，王付有加以拦阻，承认“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恳求免验”。官员“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致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80，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至此，本案真相已明，实属诬告。毓贤咨复总理衙门称：“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9～420页）他对所有民教控案都先要查实原委，断案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自然会避免许多无谓的冤案，使诬告者难以逞其讹诈伎俩。
第二，是“分别办理”。毓贤所说的“分别办理”，不单纯是针对因义和团活动引起的案件，对民教交涉案件也是一概适用的。就是说，民教交涉案件经过查勘，已质证明确各案，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办理。例如：（1）诬告案。如嘉祥呈控乡民高顺玉将教民高宏儒“驱逐不家，霸占居住房屋”，经查实“高宏儒房屋并未被人霸占，现仍在家居”；嘉祥教民牟广德控告同里牟广泰“领人将教堂内神像撕毁，桌椅等物全行砸毁”，经查办官员“前往教堂查看，屋门现已封锁，神像、桌椅等物俱全，并没砸毁情形”，皆系挟私诬告。对此，考虑民教以和为贵的大局，一般从轻发落，“或略予责儆，各当省释宁家，谆谕不准再行生事；其有人证未齐，并教民理曲躲避者，或令原差暂行看管，或谕回归候质”，以俟“传集持平断结”。（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28、379、377页）（2）抢劫案。如嘉祥呈控郑家庄教堂“德教士所有什物抢劫一空”，内“有餐衣一身，真金圣爵一樽，门帘、天棚、台帷、蜡烛、大小神像等均行抱去，余皆毁坏”，经查勘属实，则“勒限严辑务获究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28、386页）（3）拳民索偿赔款案。如济宁教会呈控教民被索偿赔款案共31起，经官员查实，其中与教民呈报所偿罚款数目相符者5起；教民呈被索偿赔款，但虚报所偿罚款数目者5起；查无其事者16起；查明并非教民，亦委无罚款者5起。由详查得知，“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两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至于拳民索偿罚款案的原因，仍系“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毓贤于是“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辩论”，并要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泰，会同兖沂道将各属教案持平议结，以征辑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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