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华北农村，1900—1942年》，观察河北几个村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着重点在于社会文化而非狭义的*，但书中的论点仍可反映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的乡村经验。杜氏引用日本的调查资料和中国的地方史志，指出华北农村的传统秩序，乃是建立在由宗族、信仰、农业等地方性团体所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上，这种网络不仅是地方精英分子行使权力的基础，而且是国家权威赖以维系的环境，可是清末以来政府组织不断扩张，名为行政改革而实为官僚化，终于逐步把这种网络破坏了，却又无法完全取代它的功能，结果是国家权威与地方秩序同告瓦解（注：Duara, op. cit., passim.易劳逸曾对此提出置疑，参见Lloyd E. Eastman,　"State　Building　andthe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NorthChina",Modern China, Vol.16,No. 2(April 1990),pp.226—234.）。根据这个观点，抗战时期日军及其傀儡（在华北是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政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的统治，是民国时代政府组织扩张和官僚化的最末一个阶段，它对村镇固有*生活所造成的摧毁性影响，间接为中国*党建立新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杜氏的说法别具一格，它使学者看出“农民民族主义”和边区改革因素以外，促成中共在战时成长的另一种历史过程，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傀儡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探讨沦陷区乡村经验的英文著作，都和杜氏这本书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中国革命史的影响。如前述 Friedman 等人对河北省饶阳县的研究，虽然叙述当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经过，但主要描写的还是中共在当地动员抗敌的能力和方式，对通敌的一面则含混带过，不能尽现沦陷区的复杂面貌。尽管如此，这类以中共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偶尔也透露出值得玩味的信息。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 ）一篇研究战时山西省黎城县（离卦道）之乱的论文，便证明即使在中共势力强盛的地区，民众的*意识仍未必敌我分明。黎城县战时隶属“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在中共掌握之下，不料1941年当地发生“离卦道”农民反抗县政府的暴动，暴动的农民被县政府击溃以后，立刻投靠日军。这次暴动的表面原因固然是迷信，可是顾氏以为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和当地*经济的权力变化都有关系。果真如此，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注：David S.　G.　 Goodman,"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Class,Gender,and Leadership inthe Sion-Japanese War",M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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