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in），近年来将研究延展到青帮在战时的活动，从而涉及汪政权“七十六号”的历史（注：Brian Martin, "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Regime""s Security Service,1939—1945",提交1999年举行于威尼斯之“民国时期在二十世纪中国之地位”研讨会论文。）。以上种种，都显示有关汪政权的研究，正在逐渐加温。
汪政权以外的其他中国傀儡政权，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前述黎令勤《华北的日军》虽然以战时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做主题，但也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各级组织，以及它们为日军执行的各项政策，应该是有关这个课题最早的英文论述。黎令勤最近又有《金钱本色：中日货币战，1934—1941年》一篇论文，仍以战前和战时的华北为主要观察对象（注：Lincoln Li,"The Color of Money:Monetary Battl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34—1941",提交1998年举行于华盛顿（D. C.）之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论文。）。Sophia Lee探讨沦陷时期的北京，则比较偏重介绍华北傀儡政权的教育文化政策，已见前述。华中方面，Timothy Brook 正在进行有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研究，他的论文《维新政府的成立》以日本史料为主，指出“维新政府”中多半是“北洋遗老”，他们出面和日军合作，除了私人的渊源以外，更有藉此否定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注：Timothy Brook, "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Govern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Brook 最近又写一文研究上海之“大道市政府”，提交举行于法国里昂之“战时上海”研讨会。）。从这点来看，“维新政府”和汪政权那种“继承国民党正统”的立场恰好相反，倒和欧洲各国傀儡政权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R.Keith Schoppa的论文《变换的通敌嘴脸：杭州，1938—1940 年》，是他在过去探讨浙江地方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研究。Schoppa 把对傀儡政权的观察转移到地方层次，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期、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而带有不同的意义。最初的“治安维持会”和“自治会”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较浓厚，但不久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开始把地方性的通敌活动纳入全国性的网络里，“傀儡”的性质就慢慢明显起来了。尽管如此，基层的傀儡（如区长）仍然没有太多的*色彩，也与战前的功能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注：R.Keith Schoppa,"The Changing 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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