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起源于所谓“和平运动”。孙有利所写的《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1—1941》一书，虽然并不直接讨论汪政权，但详细描述了中国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10年里的外交处境，可以看做对汪精卫及其党羽在战时主和的政策背景分析，也有助于了解汪政权的来龙去脉。孙氏强调，国民政府在这10年里对日本的威胁，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国际援助，尽管一再遭受挫折而仍不死心；七七事变后大胆决定对日抗战，惟一的胜算也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蒋介石一派）苦撑抗日的能力，竟终令西方各国刮目相看，渐渐觉得中国足以做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于是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最后走上联合对日作战一途。对国民政府和蒋氏来说，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汪氏等人则是一招错，全盘输，因为对形势估计的失误而成了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注：Youli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 —1941,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3.）。孙氏的书可以与小科布尔稍早的《面对日本：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并观，但在追溯“和平运动”的政策背景上，孙氏的论点似乎更清晰而精辟（注：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 —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1.）。笔者另有《汪精卫与中日关系， 1932 —1937 ：和平运动的政策起源》一篇论文， 论点也接近孙氏之书（注：Whang Ke-wen, "Wang Jingwei and Sino Japanese Relation, 1932—1937: Policy Origins of the Peace Movement",提交1995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　  

　　笔者的研究其实集中于汪精卫和所谓“汪派”，因此连带注意到汪政权。与笔者研究方向接近的还有Margherita Zanasi等人。此外， 以研究战前上海青帮闻名的澳洲学者马丁（Bria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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