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众宗教一直被认为是处于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在大多数地区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被过分强调。姜士彬所研究的山西东南的“赛”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即大众宗教也可以与国家和正统结合在一起，精英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注：David Johnson, "Temple Festivals in　Southeastern　Shansi: The Sai of Nan-she　Village　and　Big　West　Gate", 见《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研讨会论文集》，《民俗曲艺》第91期， 台北， 1994年9月；David Johnson,　"Local　Officials　and　""Confucian""Values in the Great Temple Festivals ( Sai)　 of　SoutheasternShansi in Late Imperial Times",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on State and Ritual in East Asia (Paris, 1995)。）。“赛”是庙会和神的生日庆祝，一直受到官方的资助，并在事实上成为村镇文化的主导。赛的文化组成是复杂的，即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反映了正统的价值观。上自知县下至村庄精英都是赛的组织者，他们也是既成*结构的组成部分。虽然儒教对赛有重大影响。但僧侣、道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都参与其中，可谓是包容万象。赛对人们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要参加无数次赛，从而培育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如果说姜士彬强调的是国家对大众宗教以支持的形式来施加影响，那么杜赞奇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如何打击和摧毁大众宗教。国家是*权威结构，它建立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常通过“礼”表达出来。杜赞奇认为，关帝是中国文化最有力的代表，官方对关帝崇拜的参与是因为他受到大众的尊敬。关帝在清代被赋予了许多头衔并竭力使其儒化，官方的参与反过来又刺激了关帝崇拜的扩张（注：Prasenji Duara,"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4:778—795(1988)；另外请参见他的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p.139—148。）。正如本文前面讨论的天后崇拜一样， 关帝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功能，他可以是忠臣和守护英雄，也可以是财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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