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始，新学校、新警察、新政府机构等成为最明显的标志。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起强有力的基础，由于现代化的精英把大众宗教和大众文化视为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同时成为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把具有精神、社会和*需要的宗教组织和信仰的复杂的现实社会加以简单化。在华北，推动现代化的国家机器没收庙产、摧毁村庄宗教机构以作为建立新学校和警察的经费。杜氏认为，清代国家利用关帝及其他大众崇拜在地方社会建立了权威，但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大众宗教进行打击之后，国家又无力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而国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被削弱了。他通过考察20世纪前30年由国家发动的反大众宗教运动，认为不能以传统和现代截然两分的观念看问题。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就有利于现代化，大众宗教就是一个实例。反大众宗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斗争。国家企图把统治意识深入到社会之中，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建在地方社会的权力（注：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a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 67—83(1991)。）。 

　　杜赞奇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即着眼于现代化对大众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从大众宗教在近代的命运来看，他所揭示的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应当说他只提出了现代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些学者已经以确凿的证据说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例如大众传播媒介、小说和科学知识普及等——推动了而不是压制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一个颇费笔墨的方面，这里不予详细讨论（注：参见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