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众文化研究中史料的运用

　　以上所述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思考角度的新颖和观察视野的广阔，还在于其史料的发掘。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资料的运用已是极大地扩展了。 

　　首先，大陆的许多档案得到了利用。过去，美国的中国历史专家基本上只依靠台湾的档案。但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档案逐渐对外国人开放并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例如孔菲力关于叫魂的研究便基本上依赖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档，包括“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刑科题本”和“刑部题本”等。虽然孔菲力掌握的是原始资料和档案，但他在运用中非常仔细，因为他认为“供词并非必然就是招供者的原话，必须以怀疑眼光看待这些官方文件”（注：Philip Kuhn,　The Soulstealers, p.270.）。 

　　第二，口述资料的运用。周锡瑞的《义和团起义的起源》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丰富的口述资料。在1960年和1965—196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在山东西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访问了许多经历过义和团运动或受到其影响的人。虽然这两次调查后结集出版了有关资料，但大部分调查记录并未收入，特别是关于义和拳早期历史、义和拳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官方文件和其他历史记录中则很难找到这类资料。周锡瑞认真考察和使用了这些挑选剩下的、尚未出版而仍藏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调查记录。当他对山东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地方宗教以及义和拳和大众文化进行分析时，这些口述资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开始注意文学资料的使用。过去，历史学家一般不把文学作品作为基本史料，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却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如J. 贝林（Judith Berling ）的《宗教和大众文化——在〈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中的道德资本控制》，便利用小说作为分析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和文化的主要资料（注： Judith　A. Berling,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Management　of Moral Capital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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