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孔子所说的“天命”，是以“德行”、“文”、“道”等为背景的。也就是说，是指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根底之上的必然性规律。让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子罕》中有：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由此可知，对于“子路使门人为臣”这种违“礼”的行为** ，孔子认为是“欺天”的错误而加以批判。与此相反，《泰伯》：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因为尧能够“则天”，所以孔子赞扬他是伟大的“君” 。《为政》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在这里把“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看作如“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种完全抑制自己而达到与“矩”（＝“礼”）一致的境地过程。这是因为“天命”的内容是“从心所欲，不踰矩。”这一实践的基础。又《尧曰》有：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里把“知命”规定为“为君子”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也是因为“命”的内容，也是“为君子”的实践的基础，即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根底之上的必然性规律。

    但是对孔子来讲，这个必然性规律不是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上文所述，使颜渊死（《先进》），又使被匡人包围的孔子保住性命的“天命”，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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