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能力的范围之外发挥著作用而类似命运的东西。《颜渊》可以为证: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总之,孔子的世界是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以伦理和政治为中心的可以明确把握的(光明的)人类、社会。二是同样是人类、社会,不过是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外,无法明确把握的(黑暗的)必然性规律。因为“天命”是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外,所以虽有“畏惧”但应该是“认知”的对象。《季氏》中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可以说明这一点。孔子开始的对“天”的宗教的批判性超越,为后来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继承,并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中。在孔子时代还有很多被时人注目的巫术性(magical)的“鬼神”信仰,到了战国时代,在士大夫阶层中似乎被看作已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几乎不再关注这样的问题了。基于这样一种宗教批判的传统,战国末期最大的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倡“天人之分”,即否定自然和人的因果关系。儒家的宗教批判,得到当时争执中的其它学派的注目。譬如《墨子·公孟》有: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在这里分四点对战国后期(孟子至荀子之间)的儒家思想作了批判。据此我们可知,当时的儒家,把“天”、“鬼神”不作为宗教性的(religious)神格(deity)而提倡无神论(atheism);不讲“天”、“鬼神”;有关“天”的内容,放弃了以往宗教性神格的意义,而重新赋予了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根底之上的必然性规律的“命”等意思。《墨子·公孟》又有: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我们看到借用儒家代言人公孟子之口,当时的儒家在不存在“鬼神”的意义上提倡无神论。东汉王充(ca.27~ca.100)的《论衡·薄葬》中有:
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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