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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