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倾向。 (

三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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