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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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的战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就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所以筹划乙未起义，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在1897—1898年间，孙中山曾与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认真地讨论过战略问题，孙中山主张“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对选择哪个省分作为“发轫之处”，一时还举棋不定。他从前认为“发轫之处”“以广东为最善”，而此时却改口说：“广东者，今日非善矣”。因为乙未起义失败后，“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不过，即使这样，他在内心深处，“仍不能舍广东”。及至1900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剧变，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所谓“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具体说来，就是要搞“两广独立”。孙中山一直钟情于“两广独立”，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不先择一地”作为“发轫之处”即“起点之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而选择“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济”和“进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说，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统计，甲午至庚子年间，兴中会会员共计250人，其中籍隶湖南、福建、外国和不详者只有33人，而广东籍的却多达217人。兴中会员的业居地，则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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