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与镇压康有为和保皇党有关。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慈禧“太后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患之，以华商多粤籍，乃使鸿章督粤，以从事于镇压”。李鸿章也声称“奉懿旨捕康梁”。正是基于镇压“康党”的需要，慈禧还将与“康党”势不两立的刘学询交给李鸿章“差遣委用”。此后，清廷加大了对“康党”的打击力度：1899年12月19日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1900年1月24日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阴谋徐篡大统，史称“己亥建储”；2月4日下诏悬赏十万两白银，严缉康、梁；2月11日命李鸿章铲平康、梁“广东本籍坟墓”。这些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保皇党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函商密议，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上，“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李鸿章发生冲突。李鸿章接篆视事以后，就把在两广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作为当务之急。他鉴于“广东盗匪日炽”，特地于3月14日上奏表示“拟酌筹经费，添募勇营，分别防捕，并请暂复就地正法旧章。得旨，广东盗风猖獗，亟应设法严办，该署当饬派出提镇各员，实力搜捕，毋稍玩弛”。李鸿章担心保皇党以香港为基地，联合“内匪”“武装勤王”，袭击省城起事，从而破坏两广的稳定，危害自己的前程。他的这种恐惧心情，屡屡反映在他的电稿中。

3月26日《复译署》：“探闻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战裙各三万余条，限期取用。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所联会目甚众，所筹会银甚巨。已令刘学询赴港细访，密商港督查禁。”

3月30日《复译署》：“海外各口，粤人为康、梁所煽惑，恐与内匪通气，时须多方禁遏。”

5月20日《寄柏林吕使》：“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港澳所存军火枪械，连日提省，闻该党径赴德国另行采办。署奏本应由驻使查察，务祈密谕各厂设法查禁，勿任奸商偷运济匪为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清廷和李鸿章都把防止“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作为中心议题，清廷既没有悬赏缉拿孙中山，李鸿章在电稿中也没有涉及兴中会。对此孙中山似乎有所觉察，他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速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孙中山抓住清政府放松警惕的时机，一面筹议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一面设法“暗中联络”“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力图通过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面对此情此景，李鸿章惟恐孙中山和康有为乘北方战乱之机，联手合作共同举事，进攻广州，因而与刘学询合谋，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企图“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威胁，稳定两广政局。正因为邀请孙中山来粤是一种“怀柔手段”，所以李鸿章在答复宫崎等人的要求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请西太后”“特赦”孙中山，那就无疑说明李鸿章“罗致”孙中山并非是为了脱离清廷而搞什么“两广独立”。

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6月18日李鸿章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外宣战，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中外互保章程》，李鸿章致电支持，并表示自己“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7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港督卜力回到香港，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应当说这个时期是李鸿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念头的时机。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并没有乘机“造反”的言行。李鸿章所以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后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一是为了奏请慈禧“先定国是”，即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二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7月12日李鸿章宣称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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