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藉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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