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

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1）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方。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2）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3）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0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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