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2）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余诚年幼轻躁，学识浅鲜；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

（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0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已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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