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蒋要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情况之时，正值其全面反省前此失败，总结教训之际。由此而重视张此一文字的政治宣传作用，实属必然。实际上，蒋要张写回忆之时，恰值蒋在不分日夜赶写修订《苏俄在中国》一书之际。从该书过程稿中可以看出，蒋十一月的修改稿对西安事变一段写得十分简略，十二月的修改稿中即大段增加了有关张学良回忆的内容。这表明，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命张就西安事变写出书面回忆，确与其要充实这一方面内容的需要有关。故十二月得到张的回忆之后，蒋马上就将张回忆中有关的内容补充到自己的书稿中去了。可见蒋对张回忆的内容十分重视。其随后印成内部本提供给众将领传阅，以后蒋经国将其印成小册子在中央全会中传阅，意皆在此。

据郭冠英引述承命转知张写此文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独生子的回忆说：张「第一次写了蒋总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父亲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又把报告退回来重写了一次。」联系到蒋当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目的性，以及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意义及自身作用的理解程度，张第一次成稿后受蒋责备，确有可能。毕竟以张政治之教育及训练、觉悟之程度，他确实未必能一次写出符合蒋要求的内容。即使再度重写之后的内容，也注定难免会与蒋之要求仍有距离。故从政治层面对张文有所把关和修改，然后再拿来教育党政军高层干部，仍为必然之举。

传阅稿中此种修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宣传角度统一口径，规范文字；一类严格削删张对中共人物表示赞佩，或可能引起类似误解的用语。前者如第十八款中「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修改后变为「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叶带来毛泽东之约书，表示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改为「军队则听受指挥」，等。此种修改虽为个别文字，但在在显示当局必欲坚持正统之观念。传阅稿中将张自称在延安会谈中所提十条件中「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条删去，其用意亦在于此。因此十条所称共党武装接受点编，取消红军名称，停止反对政府，同国军待遇，准备抗日等等，中共当年都曾赞同并接受。惟后来造成两党冲突之关键，乃在共产党仍旧拥有自己的武装，只同意接受指导，并未如蒋当年所期望者，真正接受指挥，更不曾为国民政府所「收编」。「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句，明显地认同中共在抗战中可以保有自己的武装，这就如同「军队则听受指导」一句中「指导」一词不合要求一样，自然需要有所修改。同这一类文字相比，后一类文字更足以显示张政治上之幼稚。如张一面大谈中共统战及宣传「技俩」，一面却津津乐道于早年奉命捕到

「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才，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其言词中对共产党人「其热诚，其魄力」之钦羡，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谈到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的情形后，更是突出强调中共干部之胆识才干，称自己「先震于李、周之胆装，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如此之类，自然也是非削删不可的。

依据对上述不同版本的回忆材料之对比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四）

对于张学良此一回忆材料之真伪，早已不复有争议。惟其是否由衷之言，是否经过删改，一向争论较多。蒋经国档案中存稿刊布，经与前已公开之内部传阅稿相互对照，其是否因为受到删改而遭全面扭曲，相信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张的由衷之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张作此文，是否会有太多违心之论？

关于张在1956年11月应蒋之要求所写的这一回忆可信与否的问题，显然需要从事实与情感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就事实而言，张所言经过至少就他自己的记忆应当说大体属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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