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张此一回忆材料而发生的争论或疑问，也许更多地还是在其情感认识的层面上。确切地说，即是在仍旧遭受软禁，没有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张应蒋要求所做的这种回忆，是否可能如实表达其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以及对中共当年作用的真实认识？有关这一点，也许张获释后就此所做的一段说明较能反映他内心深入的想法。他说：对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着（应为如－引者注）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不能只说好的」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他当年在写此回忆时确实心存某些困惑。

张在此所说的「写出了大纲」，当是指蒋要张写的这个回忆材料。就此文字的初稿而言，应该肯定张确实是想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的。惟当时的条件局限性之大，张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亦不难想象。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岛内的情势和蒋对总结前此失败教训，以便找到反共复国方法之执着，张的这个回忆不免也会被要求以此为目的，如此要想兼顾事实之叙述和个人理性之总结，自然相当困难。张力图多少说得全面一些，好的、坏的都要提到，实际上处处想为自己暗做辩解，因此第一稿被退回，重写后的文字仍要受到删改，皆难避免。

严格地说，不论蒋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当然，时势与环境之骤变，往往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面对此种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蒋的谴责，张一度被迫扪心自责，曲意邀宠，甚至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并有所谓「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至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的说法，将事变之发生归因于上天之力，均在所难免。基于此种心态，服从于蒋之要求，在回忆中怨天尤人，努力表白，强调中共作用，提供防范共党技俩之藉鉴，亦为时势与环境所使然。但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的罪人。此种心态，不仅在张自由后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有所流露，其实细读张上述回忆，应该也不难品味。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张之看法和说法必然都会发生改变。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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