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爱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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