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限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遂思待机，向蒋向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