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
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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