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出土的大墓固然没有发现墓志碑，但是发现墓志砖的却不少，曹植墓在山东鱼山的被确认，便是1977年3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室前门道高约3米处的墓壁上发现一块铭砖，铭文记载该墓墓主为曹植。《文物》杂志1979年第5期为此刊发了一篇《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发现一铭文砖》的论文。遗憾的是，比曹植更重要的曹操墓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过硬证据，难道这是可以用汉末出土的墓中没有墓志为理由来搪塞的吗？

曹操在洛阳临死前颁布的《遗令》中明确宣布：“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但是在二号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并且被作为重要证据，令人不禁要问，既然曹操明令“无藏金玉珠宝”，为什么这里有大量的金银玉器。我们不能在论证曹操墓为何没有壁画时，用薄葬来解释，而到解释这一现象时却竭力加以回避。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论证方法，显然有违于学术规范，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既然你在这里用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作为证明墓主是曹操的最有力的证据；那么人们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墓中出土的大量金银玉器来证明这不是曹操墓的最有力证据，因为曹操死之前明令“无藏金玉珠宝”，他的儿子与大臣们怎么会违背呢？现在出土的大量金银玉器又该作如何解释呢？

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发现竟也有六条质疑，姑且也算作我针对“六大证据”的“六大质疑”吧。

探秘西门豹祠：安阳县安乐镇的西门豹祠与历史上西门豹祠不是一回事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车离开曹操墓所在地，车行一刻钟左右，来到东边的西门豹祠考察。这里靠近京广线与107国道，只见在桥洞左侧的高地上，竖立着一座破旧的牌楼。右边有几座破旧的棚屋，当中的一座里面的壁上用粉笔画着一尊象，写着“西门大夫神位相”，石桌上供奉着简陋不堪的牌位与香炉，没有一点像样的供物。外边的西门豹祠只是一座破旧的牌楼，与想象中的西门豹祠的格局相去甚远。我们围着它左看右瞧，只见几块模糊不堪的石碑，好象在诉说着往昔的悲凉。据说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这座西门豹祠也被毁，仅存宋、明、清、民国的4块石碑。后来当地政府建造了一座碑楼，将4座石碑砌到一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关于现在这座安阳县安乐镇上的西门豹祠，能否成为判定曹操墓方位的重要证据，许多人是心存怀疑的，主要是它与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是不是一回事。年代久远，历经沧桑，此西门豹祠早已不是彼西门豹祠了，这不仅是一种推断，而且史籍上屡有记载。公元307年，当时的胡人将军石勒攻破邺城，邺城在战乱中受到破坏，士民惨遭屠杀，西门豹祠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来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攻破邺城，石勒逃走。公元330年，石勒在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建立称皇帝，建立后赵。公元333年，他的侄子石虎在石勒死后夺取了后赵政权。335年，石虎迁都邺城，大造宫室，公元340年，石虎重建西门豹祠，但石虎是羯人，残暴成性，他对于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的文化心理是不会认同的，仅仅是将西门豹当作神灵来看待，幻想保佑其统治。他不会在原址上再建西门豹祠，他所建的西门豹祠已不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天旱求雨无果，一怒之下毁掉西门豹祠，将西门大夫的坟也掘了。《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九年：“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编修的《北齐书》曾记载这个家伙的暴行：“凡诸杀害，多令支（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迷信鬼神，他对于汉族人民心目中的西门豹是不认同的。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恰恰是感戴他任魏国邺令时投巫于河，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事迹。迄至公元580年，隋文帝杨坚因当时邺城反叛，攻灭邺城后焚毁全城，迁移士民，从此邺城再也没有重建，西门豹祠也再度被毁。

现在所见的西门豹祠，据说是宋代之后再建的，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以我们目前见到的西门豹祠来推断它就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并以此来断定曹操墓的方位，作为“六大证据”之一，有点脱离历史情境，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水经注•浊漳水》中记载：“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漳水右与枝水合。”“漳水自西门豹祠，北径赵阅马台。西基髙五丈，列观其上。石虎毎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自于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军骑出入之节矣。”河北省邯郸市政协的文史学者刘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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