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从古邺城到现在的安阳与河北临漳一带，历经兵燹，漳河水屡屡泛滥，早已造成许多地方的变迁。要探索曹操墓及其相关的西门豹祠的真实位置，可谓很难，也许永远找不到。如果要确认，一定要提出非常过硬、而不是让人疑窦丛生的证据，否则无以服天下。1985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曹操墓在何方》，其中引用过当时的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江东平给作者的一封信，江东平副部长抗战时在此地工作过，信中写道：“古漳河在历史上几经迁徒，铜雀台、冰井台就是在漳河改道时被冲垮的。曹丕说：‘欲祭先王河上，悲伤感切’，似乎是因为漳河滚动，把曹操冢淹没了，致使他无处祭祀。”这并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有史可稽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曹操死后，漳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时的古冀州有过数次大水。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七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资治通鉴》卷80）“咸宁四年（戊戌，公元二七八年）司、冀、兗、豫、荆、扬州大水，螟伤稼。”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在洪水泛滥中，西门豹祠的改动是很正常的。现在隔了那么多年，完全不考虑其中的变迁，不过严格而多方面的讨论，仓促将此作为古时西门豹祠来认定曹操墓的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1975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帮助整理古籍时，曾多次聆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谭先生一再强调，不能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地址作为当时的地址，一定要详细研究它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不然，就不必建立历史地理学了。谭先生说的是人文科学中的通识，它是跨越专业的学术规范，足可以为今人镜鉴矣。

在从曹操墓向西门豹祠进发的途中，我们经过了出土鲁潜墓志的西高穴村西北的一处砖窑场。来之前查了查资料，知道汉末的墓志并不等于墓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汉末立碑之风盛行，谀墓现象严重，引起人们的反感，曹操曾明令禁止立碑，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铭诔尚实”，也是针对的这种文风。后来的人们有鉴于此，将立在墓前的石碑做成墓志，放到墓中，以证明墓主的身份。鲁潜的墓志就属于这种墓志。但遗憾的是，这块墓志所附的墓并没有发现，于是这块墓的原始位置便无从认定。就象我们现在的车牌一般情况下是安在车身上的，找到车牌也就是找到了车，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车牌离开车身也是常有的，如果拿脱离了车身的车牌来认定车的位置，岂非有点象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这一带因为兵燹与洪水而使墓葬变化的因素很多。鲁潜下葬后，当地的社会与自然情状肯定经历了许多变化，“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汉魏古诗中经常喟叹的情形是经常存在的，古墓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就拿曹操墓来说，现在考古队所见的早已是面目全非，无从考定真相了。所以，在鲁潜墓没有找到之前，依据一块墓志的出土方位来判断曹操墓的位置，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

邺城怀古:问真相难在何处

我们在考察完西门豹祠之后，又赶往河北临漳县的古邺城遗址。这个地方现在位于京珠高速公路的西边。现在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北城和邺南城均于北周末年毁于战火之中。遗址现大部分被漳河淹没，地表上仅存一些残缺不全的城垣遗址及高出地面的金凤残台和铜雀台的东南角。

邺北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战国时属魏，西门豹曾为邺令，投巫治河。两汉时为魏郡的郡治所在地，东汉末为冀州牧袁绍驻地。官渡之战后，曹操击败袁绍，攻占邺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公，此时邺城得到大规模营建，城垣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外城有七个门，城内筑宫殿、衙署、苑囿等，并以城墙为基修筑了三座高大的台榭（金凤、铜雀、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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