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权力逐渐下移，地方督抚坐镇一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义和团运动中，南方八省督抚拒行朝命，实行“互保”，开创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先例。“互保”固然保全了清王朝，但也给清朝最高统治者带来了严重不安，引起朝廷“椎心侧目”。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后毅然决然宣布变法，实际就包含了“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官制改革开展后，新官制的制订和推行，尤其是三权分立的*原则，打破了历来督抚专制独裁的局面；而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各部院对接后，地方事事受制于中央，督抚的人事权大为削弱，中央政府“真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势，而督抚几成局外之人”〔9〕。此外， 地方议会的设立，使督抚无疑多了一层监督。所以，督抚们对改革大多感到不快。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在奏折中说：“立宪一事，论内阁之担负责任则利于君，论国民之参与政权则利于民，论政体之齐一人心则利于国，独不利于官耳。盖众目相瞩，事理毕彰，欲徇私利则既畏讥弹，欲贪婪则更多顾忌，此宪政实行所以诸者什一，阻者什九也。”由于改革对督抚没有什么好处，“其权不如往日之重，其利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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