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要求清政府“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宪法由内阁起草议决，君主不得否决；军队调动指挥由国会议决，不许随意逮捕*枪*民；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及国务大臣”等十二条政纲。同年11月3日， 继湖北独立后，又先后有湖南、陕西、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宣布独立，“大局几于瓦解”，时局对清廷越来越不利。至此，清廷终于决定采纳张昭曾等人的意见，下罪己诏，承认数年来*制度改革“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出之结果”。宣布取消内阁暂行章程，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十九条信条，宣誓太庙，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全部要求。然而，已为时太晚，这时谁也不理睬它的这些许诺。人民指责它是“洋人的朝廷”，立宪派指责它“搞欺骗”，革命党人决心推倒它。清廷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终于在国人唾弃中走向灭亡。
六、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
帝国主义承认，“在宣统朝代，列强无论联合地或单独地都未能有效地支持北京”。列强虽“赞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在创造这样一个政府方面做得太少”，相反地，“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积极地从这个政府手中争着经济权利，以致引起各省同声反对中央”。“满清朝代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列强的默认”〔12〕。在所有列强中，当时与中国政局关系最紧密的是日、俄两国。日、俄对于清政府的*改革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尤其反对中国有一个中央化的有效率的军队，反对中国在满、蒙、新疆地区的任何进步*举措。它们只是“寄希望于邻国的纷乱中趁机获得好处”。日本只是一个劲地“不赞成中国迅速进行*改革”，“劲直地反对中国一切改变现状的举动”，“也不赞成中国向外借款以实行改革”，“而坚持要求中国先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悬案”〔13〕。伊藤博文和桂太郎还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日本*家的身份“影响摄政王”，对摄政王的“任何举措”表示“支持”〔14〕；但另一方面，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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